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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状况及与焦虑和抑郁情绪关系的初步研究被引量：17: 2017年; 目的比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及智能手机使用特征在中国大学生是否手机问题性使用者中的发生率,以及焦虑、抑郁与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的初步关系.方法按照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学校分类方式,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取8所不同层次高等院校共35个混合教学大班的1205名学生,采用问题性手机使用问卷评估被试者手机使用情况,采用Zung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评估焦虑及抑郁症状水平.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χ2检验等统计方法对1006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结果在1006名受访者中,有207名被定义为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者,阳性率20.6%;高中文理分科情况（χ2=11.424,P〈0.01）、高低年级分组（χ2=5.868,P〈0.05）、每月平均生活费（χ2=12.713,P〈0.01）、每天手机使用时间（χ2=20.052,P〈0.01）、手机更换间隔（χ2=14.511,P〈0.01）、每月平均话费（χ2=13.107,P〈0.01）在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者和非问题性使用者间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者与非问题性使用者轻度及以上焦虑患病率分别为34.8%（72/207）和14.6%（117/799）（χ2=43.704,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者与非问题性使用者轻度及以上抑郁患病率分别为36.2%（75/207）和15.4%（123/799）（χ2=45.159,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高中文科生、低年级、高生活费、每日手机使用时间长、手机更换频率快及手机话费高等特征常见于大学生智能手机问题性使用者;智能手机问题性者更易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 刘岳衡龙江Joel Billieux齐畅何浩宇陈淑宝吴秋霞熊一凡刘铁桥; 关键词：焦虑抑郁

精神科照料者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知识知晓状况调查被引量：13: 2018年; Jorm等[1]1997年将精神卫生知识(mental health literacy,MHL)定义为:帮助自身及他人识别、管理以及预防精神障碍的知识及理念。自此,有不少关于精神卫生知识的研究。但既往相关研究多关注普通人群[2-5],较少在精神障碍患者的照料者中开展。而在精神障碍患者的诊疗及康复过程中,照料者承担着早期发现患者的症状、协助患者进行诊治、监管患者服药以及为患者康复提供基本生活支持等重要职责[6]。因此,照料者的精神卫生知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精神状态以及疾病的预后。本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精神障碍患者照料者对精神卫生知识的知晓情况,本文重点关注照料者对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知识知晓率的异同,而对精神分裂症知识的知晓情况见另一篇文章[7]。1 对象及方法1.1对象全部调查对象均为2014年01月-同年12月在湖南省长沙市某综合医院精神科住院及门诊就诊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主要照料者(经询问其与患者一起生活且了解患者病情及诊疗经过等),且年龄≥16岁,排除自身患有精神障碍者。; 陈淑宝吴秋霞王绪轶齐畅龙江何浩宇熊一凡刘铁桥; 关键词：精神卫生知识抑郁症广泛性焦虑症照料者

综合医院非精神科医师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的知晓情况调查被引量：10: 2016年; 目的:了解湖南省两市综合医院非精神科医师对广泛性焦虑障碍知识的知晓情况。方法:采用案例分析法在长沙及衡阳两市共6所综合医院内用方便抽样法对374名非精神科医师进行广泛性焦虑障碍(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知识调查。结果:受访者对GAD的正确识别率为31.8%。工作和经济困难、近期的创伤性事件以及日常矛盾被认为是最常见的3个致病原因。86.0%的受访者认为亲密家人的帮助、多从事户外体育锻炼等非主流治疗措施有益。多与外界交流学习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治疗措施。49.2%的受访者认为不接受专业治疗病情会恶化。结论:综合医院非精神科医师对GAD知识的知晓存在多方面不足,提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势在必行。; 吴秋霞陈淑宝罗小阳齐畅龙江熊一凡何浩宇王绪轶廖艳辉郝伟刘铁桥; 关键词：广泛性焦虑障碍精神卫生知识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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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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