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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冬娅

作品数:33 被引量:562H指数:14
供职机构: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更多>>
发文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更多>>
相关领域: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社会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更多>>

文献类型

  • 31篇中文期刊文章

领域

  • 22篇政治法律
  • 17篇经济管理
  • 4篇社会学
  • 2篇环境科学与工...

主题

  • 8篇政治
  • 5篇社会
  • 5篇企业
  • 4篇政府
  • 3篇政企
  • 3篇政商关系
  • 3篇公共参与
  • 3篇国家角色
  • 2篇压力型体制
  • 2篇政企关系
  • 2篇政权
  • 2篇政权建设
  • 2篇政治发展
  • 2篇政治学
  • 2篇社会问责
  • 2篇企业家
  • 2篇权力
  • 2篇主义
  • 2篇组织化
  • 2篇问责

机构

  • 31篇中山大学
  • 3篇山东大学
  • 2篇香港中文大学
  • 2篇芝加哥大学
  • 1篇广东海洋大学
  • 1篇广西民族大学
  • 1篇浙江大学

作者

  • 31篇黄冬娅
  • 2篇陈川慜
  • 1篇杨大利
  • 1篇陈那波
  • 1篇杨大力

传媒

  • 5篇社会学研究
  • 4篇政治学研究
  • 4篇公共行政评论
  • 3篇中山大学学报...
  • 2篇社会
  • 2篇武汉大学学报...
  • 2篇文化纵横
  • 1篇新视野
  • 1篇开放时代
  • 1篇新经济
  • 1篇探索与争鸣
  • 1篇北京社会科学
  • 1篇经济社会体制...
  • 1篇上海行政学院...
  • 1篇社会发展研究
  • 1篇治理研究

年份

  • 1篇2024
  • 3篇2023
  • 3篇2022
  • 1篇2021
  • 2篇2020
  • 3篇2018
  • 1篇2016
  • 3篇2015
  • 1篇2014
  • 5篇2013
  • 2篇2012
  • 1篇2011
  • 2篇2010
  • 2篇2009
  • 1篇2008
33 条 记 录,以下是 1-10
排序方式:
财政供给与国家政权建设——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研究(1949-1978)被引量:16
2008年
本文回顾了1949-1978年期间广州市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历史演变。通过档案分析发现,财政供给对于新政权的国家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时期,国家并未解决基层国家机构和人员的财政供给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基层政权的监控问题。一方面,由于财政经费的缺乏,国家规定基层市场管理机构从其收费和罚没收入中开支,导致了乱收费和人员非正规化的产生。1978年后基层市管机构的乱收费问题并非是与1978年前的断裂,相反,它们正是这个时期的体制遗产;另一方面,同样面对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财政经费不足问题,这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求诉于市场管理的群众路线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财政供给不足可能带来的国家基层机构的逐利导向,是这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独特经验。
黄冬娅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财政供给
以“国手”撬资本——高新产业中的政府引导基金与国家角色
2023年
产业发展不仅为工业革命和科技创新所驱动,也不仅依赖于市场化和企业家精神,它在根本上与资本要素息息相关。尤其对高新产业而言,获取资本投入,对推动其发展十分关键。有关资本对创新的重要性的强调,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理论,如今甚至发展到“更多资本,更多创新”的观点。
黄冬娅张辰茜
关键词:高新产业发展政府引导基金
地方政府在营商环境治理创新中的转型与调适——基于浙江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案例研究被引量:1
2024年
优化营商环境是地方政府创新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突破口,受到各级政府的重点关注。通过对浙江推动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案例讨论,揭示在传统政务服务边际效益递减的背景下,营商环境治理场域的制度变迁。研究发现,当前营商环境治理的创新实践,是在数字时代市场主体需求升级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双重动力共同作用下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和改革的结果,反映了经济和政治两种逻辑在特定时空场域中的交织互动,催生了从政府供给导向向市场回应导向的转型和调适。这为政府创新研究提供经验事实,同时为类似组织现象的理论解释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思路。
潘思蔚刘殷东黄冬娅
城市公共参与和社会问责——以广州市恩宁路改造为例被引量:24
2013年
"社会问责"是通过普通公民或者公民社会组织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来实施问责的方式,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是实现政治问责的有效途径。广州市恩宁路改造案例说明,虽然公共参与的机制仍未实现制度化和常规化,还未达致国家与社会协作式的公共参与状态,但是,公共议题的提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形成以及政府对公共参与的逐渐回应,推动了国家与社会相对良性的互动,从而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社会问责。在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中,这种以公共参与为基础的社会问责逐步成为可能,彰显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制约了国家的权力,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冬娅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参与社会问责
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与政企关系发展--基于国家制度环境的分析被引量:9
2022年
平台企业崛起是否意味着政企关系新发展?与传统民营企业个人化和地方化的政企关系不同,平台企业政府事务部门专门化成为普遍现象。本文揭示了国家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内部组织的双重逻辑,即国家监管制度形塑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的需要,以及国家监管力度强化下企业内外部组织资源的争夺。中国平台经济的成长展现了与传统民营经济部门不同的政治经济结构,国家权力与资本力量正式遭遇,将政企关系放在了全国性舞台。
黄冬娅杜楠楠
关键词:组织社会学政商关系
组织化利益表达:理论假设与经验争论被引量:26
2013年
多元主义以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为经验模版,将组织化利益表达作为多元民主体制的核心要素,然而,在对非西方转型国家的经验研究中,研究者却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现实影响产生了争论。一些研究者认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可以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从而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而,它还防止人们通过原子化和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去寻求利益的实现,从而有助于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维系政治的稳定;这种组织性的社会力量还有助于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深化。另外一些研究者却认为,对于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中面对着更多的挑战和困境。组织化利益表达之中潜藏了不平衡的利益代表所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转型社会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滞后和社会不平等的急剧扩大可能带来的政治不稳定问题;组织化的社会力量也并不总能够提供改革的动力,自主的国家更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些争论告诉我们,国家建设与国家逐步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应该是同时推进的两个发展目标。在转型期中国,对于两者中任何一者的单方面强调,都不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稳步发展。
黄冬娅
关键词:多元主义利益集团国家自主性
企业家如何影响地方政策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案例分析和类型建构被引量:70
2013年
政商关系常被认为是一个无法探知的黑匣子,研究者很少能够通过详实的经验研究揭示企业家到底如何影响政府的政策以及决定企业家政策影响力的因素何在。聚焦于地方政策过程,本文认为,国家的制度结构和政策影响了企业家影响政府的政策过程的方式也决定了其影响力的大小。本文将这种国家内部的因素归结于三个维度,即"政策依赖性"、"政策监控度"和"权力碎片化"。基于这三个维度的差异,本文区分了五种企业家影响地方政策过程的方式,即迎合政绩、坐地要价、利益疏通、借力施压和正式沟通。其中,企业越具"政治嵌入性"而非"自主性"便越具有政策影响力。基于此,本文认为,决定企业家的政策影响力变迁和政商关系变迁的因素不仅在于市场化改革本身,还在于国家的制度和结构的变迁。
黄冬娅
关键词:政商关系
域外政府信任成因研究探析——基于理性与结构的交叉分类视角
2020年
政府信任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以"理性/结构"的交叉分类框架为基础,梳理既有域外政府信任研究文献,认为现有研究存在治理主义、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社会心理四种研究视角。其中,治理主义和制度主义主要关注公民理性评价政府的影响因素,文化主义和社会心理研究则强调影响公民对政府评价的非理性因素;同时,制度主义和文化主义分析突出结构性约束的因素,而治理主义和社会心理视角则更重视非结构性因素。这种交叉分类框架有助于厘清政府信任成因的不同作用机制并拓展政府信任研究的前沿领域。
黄冬娅王建佶
关键词:政府信任文化社会心理
以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被引量:21
2012年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公共参与推动社会问责已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实践。不同于西方民主以选举为核心的问责制度,社会问责以积极公民身份为诉求,建立公民对于公共事务更加积极和有效的参与,并达致赋权的成效。通过公民信息权利保障、参与式政策规划和监督、参与式绩效监控以及参与式公共开支管理等具体的公共参与机制,公民力量被转化为切实的问责行动,推动政府提供更优质和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协作对于公共参与机制的建立和成效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国家与社会具有改革共识的领域,社会问责往往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社会问责的经验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责任政府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黄冬娅
关键词:公共参与社会问责责任政府赋权
市场转型中国有企业与环境监管中立性——以大型国有石油石化企业为例被引量:2
2018年
在市场转型和监管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与国企互为垄断和依赖的父爱主义传统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国家的监管目标与企业的利润导向发生了重要的分歧。聚焦于石油石化产业的环境监管,本文力图揭示中国监管国家面对的独特挑战以及国有企业影响监管中立性的机制。在对国有石油石化企业的环保监管中,与西方的监管捕获以及非公企业依靠非正式关系和财税依赖来获取影响力不同,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内部人可以利用其体制内的地位直接主导标准制定、适用法外之规则、以专业人员内部人圈子影响环评,并且相对于非公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它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更加政治化。进而,国企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它们能以其体制资源支配国家,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政治权力和权威仍最具支配性。不断弱化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不断推动基于普遍主义和法治的监管理性化才将有助于中国监管国家中立性的发展。
黄冬娅杨大利
关键词:环境监管国有企业政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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