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欧亚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近年来该区域考古调查、环境变化研究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为研究局域地貌内遗址时空演变与环境变迁提供可能。通过整理河西走廊考古调查资料,应用文化分布界值、文化重心等方法综合分析该区古文化的时空演变过程,并应用GIS技术提取相应遗址点现今的环境(高程、河流、植被和沙地)信息,结合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推测该区古今环境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该区域古文化演变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3.5 ka BP前,古文化主要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扩散;3.5—3.0 ka BP古文化仅分布在河西东部地区;3.0—2.4 ka BP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重新分布在河西的东部和西部地区;约4.0 ka BP、3.6 ka BP和3.0 ka BP的极端气候使古遗址的高程分布发生显著变化,遗址点所在地的河流、植被、沙地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气候变化是河西走廊古文化时空演变的主要驱动力,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战争战乱和境外文化的传入也是其重要的影响因素。
利用孢粉记录追踪过去人类活动历史及其环境效应的研究较少。本文选取青藏高原28处地层化石孢粉序列,采用直接提取和集成方法获得568条具有年代的伴人孢粉(禾本科、石竹科、杨属、十字花科、委陵菜属、车前属、紫菀属、藜科、狼毒属)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建立高原4个分区的人类活动指数。同时结合本区已有研究资料,探讨了中晚全新世以来的人类活动历史。研究表明:(1)Ⅰ区东北区,6.0~5.3 ka B.P.早期人类已开始活动,但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对植被影响较弱;5.3~4.5 ka B.P.人类活动得到扩展,环境效应开始显现;4.5~3.5 ka B.P.人类活动强度明显增强,加剧了对植被的破坏;3.5~2.0 kaB.P.随着人类活动的进一步加强,导致过度放牧、森林面积减少及风沙活动增强。(2)Ⅱ区东南区,5.0 ka B.P.左右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开始显现;4.5~3.5 ka B.P.植被受人为干扰显著;3.5~2.0 ka B.P.人类活动扩张至高海拔地区,对植被影响范围随之扩大;(3)Ⅲ区西南区,5.7~4.5 ka B.P.农业生产活动开始且得到发展,环境效应逐渐凸出;4.5~2.0 ka B.P.人类活动进一步增强,对植被影响亦进一步加剧;(4)Ⅳ区西北无人区,受资料所限并未充分讨论,但已有研究表明,全新世早中期本区已有人类进行狩猎采集活动。
采用1310个中国北方表土孢粉,共和盆地达连海化石孢粉数据,利用现代类比法,重建7.0cal kaBP共和盆地的人类活动指数(HI),结果显示:7~5.4 cal kaBP,人类活动非常微弱,盆地内主要为细石器狩猎采集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非常有限;5.4~4.6 cal kaBP人类活动开始显现,宗日文化的定居、农业活动,已经开始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进入3.8~2.0 cal kaBP的青铜时代,HI指示人类活动显著增强,这与当时社会及自然环境背景紧密相关,当时卡约文化遗址数量多达260余处,人口增长,畜牧业确立与普及,风沙活动较弱;1.8~1.2 cal kaBP HI达到峰值,此时汉—唐时期盆地内出现了城址,聚落建制和规模大大提高,人口数量较为稳定,畜牧业发展达到鼎盛,风沙活动较为微弱,人类活动强度达到顶峰;1.0 cal kaBP之后,人类活动相对减弱,这与盆地内风沙活动开始增强,聚落和人口减少,及其畜牧业衰落有关。重建的HI阶段性变化特征与盆地内人类活动的考古和历史记录较为吻合,揭示共和盆地人类活动强度变化,主要受聚落、人口、经济活动形式和沙地变化等自然—社会因素共同驱动,也说明采用孢粉记录来指示过去人类活动变化是可行的。
